黔中民族风情感言
央视纪录片《家风》观后感500字
最近，纪录片《家风》上下集在央视播出之后，引发了人们广泛关注。
这部纪录片夹叙夹议，巧妙地将名物典故、风土人情和现代教育融为一体，为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塑造新时代的公民意识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有益的借鉴。
观众若悉心品味《家风》的文化内涵，逐步感受从“孕育”到“传承”的生命气息，反求诸己，躬身践行，自可提升人生境界。
儒家讲求修身之道，是活泼泼的富有生活色彩的“百姓日用之道” ，而不是虚无缥缈、莫可名状的谈玄说妙。
《家风》上集以“孕育”作为题目，向观众讲述《曾国藩家书》中的平实道理，采用类似山水画中的“平远”透视法，突出儒家圣贤终身坚持不懈的“自得”工夫。
士人君子修身力行，务求平实，切忌好高骛远。
无论富足安康，还是颠沛流离，士人君子都要尊道而行。
孟子曰： “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 （ 《孟子·离娄下》 ）诚如片中陈述的那样，曾国藩教育子侄家人，从不诱以功名利禄，而是告诫大家掌握生存技能，磨砺意志，学以明理，报效国家。
传统社会孕育出“天人合一”的思想。
曾国藩在耕读传家的文化氛围里洞察到“万物并育而不害”的勃勃生机，在乡野村夫的生产活动中体会到“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的深刻涵义。
从孔子“多能鄙事”到汉儒躬耕自养，从吴与弼“手自簸谷”到颜元“甘艰苦劳动” ，再到曾国藩写信敦促家人种蔬养鱼养猪，儒家文化一直在“平实”的道路上不断前进。
诚信经营，铸就高尚情操。
宋明以来， “尊德性”与百姓日用紧密结合，产生了能够满足当时社会需求的民间儒学。
民间儒者一方面能够信守儒学的真精神和真价值，另一方面能够密切关注普通民众的生存状况，不失时机地阐发儒家的道义进而满足普通民众的精神需求。
民间儒学构成了增进民族心理认同和公共生活规则的基础。
由此产生了一大批身份普通、德行卓越的平民儒者。
良知当下呈现，自利利他，每一个普通人都可以成为圣人。
时至今日，许多普通人依然记得“君子以成德为行” 、“圣人可学可至” 、 “人无信不立”等古训，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成就圣贤品格。
《家风》下集中讲述了重庆市江津区中山古镇“方家药铺九龄堂”的职业操守，扶危济困，施药救人，诚信经营，惠及邻里。
方联海是方家药铺第十二代传人，身上担荷着悬壶济世、童叟无欺的家业。
纵览古今，无论是大宅门的“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 ，还是川黔交界的禁售发水米的碑文，无不展示诚信经营的恒久魅力。
忠孝传家久。
《家风》下集以“传承”作为题目，通过采访社会贤达、收集名人轶事、探求社会治理的古老智慧，引导人们传承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
片中的亮点之一就是京剧谭门第七代人物谭正岩的讲述，他提到祖上以“百行孝为先”作为训诫后人的格言警句，培养儿孙的规矩意识，从生活细节入手，做一个有“家德”的人。
长辈抚养晚辈，晚辈回报长辈。
人伦情怀萦绕其间，无法割舍。
孝道，不仅要求奉养长辈，而且强调尊敬长辈。
从个体的心灵感受而言，孝道要求道德主体的反省与自觉，为孝行提供真切的心理支撑，而不能将孝行流于形式，即所谓“忠者，其孝之本与
” （ 《大戴礼记·曾子本孝》 ）古人将这里的“忠”解释为“敬” 。
敬是孝的根本。
真正的孝应当是孝敬。
片中，谭孝曾带领谭正岩等人去看望谭元寿，接受家族传统的熏陶—— “孝和义，于家表现为相亲相爱，尊老爱幼，于国那就是报效祖国，国比天大” 。
两千多年来，士人君子“移孝为忠” ，使得家庭家族这个“小家”与国家兴亡这个“大家”休戚与共，息息相关，开明的统治者“求忠臣于孝子之门” ，将家庭伦理延伸到国家治理技艺，早已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共识。
今天，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引下，我们应当继承其中符合时代主旋律的有益成分，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促进文化综合创新。
廉洁奉公，警示后人。
古人遵行孝道，旨在维系家庭伦理。
在家国同构的格局中， “熟人社会”势必要求广大成员廉洁奉公，更好地维护家族和国家的利益。
毋庸讳言，古人遵循“学而优则仕”的教诲，认为跻身仕途可以光耀门楣。
然而古人更看到贪污腐化的巨大危害，主张“临财毋苟得” ，反对唯利是图；主张“以义制利” ，反对见利忘义；“以财发身” ，反对为富不仁，贿赂营私。
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事。
士人君子信奉“富润屋，德润身”的准则，当面对个体之利与个体之义发生冲突时，理应成全后者。
正如孔子所言：“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 （ 《论语·述而》 ）清末名臣曾国藩为教育后代，将其在双峰荷叶堂所建的住宅命名为“八本堂” ，教导子女“居官以不要钱为本” 。
传承家风，挺立道德主体，求名当求万世名，计利当计天下利。
片中列举了吴越王钱镠的后人如何在《钱氏家训》的感召下取得令人瞩目的辉煌成就，仅在宋朝就出现了三百五十名进士，近代以来在五十多个国家有将近两百位院士。
家训犹如祖宅珍宝，亘古弥珍。
在传统社会中，家风是指一个家庭或家族传承延续的美好风尚。
它潜移默化，深入人心，早已成为中华民族强大的精神基因。
在探寻中国历史和社会治理的演进轨迹时，我们不难发现，家风的孕育和传承，不仅可以为个人的健康成长提供切实保障，更能促成一个家庭、家族甚至地区的持续繁荣。
家风不同于宗教诫命和国家法律。
它不必借助强力手段，就能达到善世化俗的效果。
今天，我们更应正视理解“国有国法，家有家规”的时代价值，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制度保证。
“家风”是“人文化成”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人云： “上所化曰风，下所习为俗” 。
“风俗”不是强制灌输，而是引领时尚，开启风气。
曾国藩有言： “风俗之于人之心，始乎微，而终乎不可御者也。
”这也正是《家风》这部纪录片引发强烈反响的根源所在。
湘行散记给我们什么启发
读《湘行散记》，我感受到对历史的感悟静静流淌而过。
文字虽如水，过而无痕，却沉淀下了太多叹息。
字里行间，我能够感觉到沈老先生那份热爱生活的情感。
沈先生年少即投身行伍，随军队辗转川黔湘边境，吃过苦，也阅尽了社会的黑暗。
然而他对生活还是如此热爱。
而我们呢，天天在工作学习中忙忙碌碌，只知道叫苦叫累，我们或许忘记了去发现身边一切美好的东西，所以，我们失去了太多。
因此我们得端正生活态度，用心去感受这个世界。
敞开自己的心灵，虽然我们对于漫长的历史只是毫不起眼的一部分，但我们却是自己生活的的主人。
我们可以选择热爱生活，在自己习惯的生活里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去追逐理想。
邵阳有哪些历史名人
蔡锷 （1882-1916）蔡锷，原名艮寅，字松坡。
1882年12月18日生于湖南宝庆（今邵阳）。
其父名正陵，母王氏，生子三人，艮寅为长。
其家世代务农。
艮寅六岁开始入塾受业，十三岁中秀才。
1893年春，他步行到长沙，考入由梁启超、谭嗣同主办的时务学堂，从此与梁启超结下了既是师生，又是同志的不解之缘。
1898年9月，戊戍变法失败，谭嗣同被杀，梁启超出逃日本。
在此之前艮寅参加了湖南巡抚陈宝箴举办的留学生预备考试，并以第二名入选，结果因变法失败而未能实现。
他又去武昌，投考两湖书院，因是时务学堂旧生而遭拒绝。
1899年，艮寅赴沪，投考南洋公学，得梁启超来信，约他去日本。
他得到既是学友又是老师的唐才常的资助东渡，入日本大同高等学校，研究政治哲学，后又入横滨华商东亚商业学校，不久加入唐才常的自立会。
1900年4月，他随唐才常回国，准备发动自立军起义，事泄，为张之洞屠杀多人，艮寅幸免，遂改名蔡锷，取其锋芒锐利之意，以明投笔从戎之志，重返日本。
此后，入陆军成城学校，1902年毕业，自费考入东京士官学校第三期，1903年毕业。
在日期间，蔡锷先后以博孟、奋翮生、锥击生的笔名在梁启超主办的《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发表文章，其观点，多受梁启超、杨度的影响。
1904年，蔡锷回国，应江西巡抚夏时之聘，任续备左军随营学堂兼监督。
1905年初，应湖南巡抚端方之聘，任湖南教练处督办，兼武备、兵目两学堂教官。
7月，应广西巡抚李经羲之聘，任广西新军总参谋官兼教练官和随学堂总理官。
1906年秋，奉命去河南彰德参观秋操演习，被派为中央评判官。
同年，任新办广西陆军小学监督。
1908年，任新练常备军第一标标统。
1909年，任龙州讲开堂监督。
1910年，任新军混战协协统、学兵营长等职。
在广西期间，蔡锷一方面继续与老师梁启超保持联系，同时又不断接触谭人凤、李燮和黄兴等人，这对他本来偏向改良的观点不能不有所触动。
1911年初，由已经调任云贵总督的李经羲推荐，蔡锷任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
在各地纷纷响应的形势下，蔡锷经过周密部署，于10月30日（农历九月初九）晚八时发动起义，到次日午前，占领省城。
十九镇统制钟麟同当场被杀，军事总参谋靳云鹏化装潜逃，云贵总督李经羲避入法国领事馆。
云南起义成功，蔡锷被推为都督。
此后，蔡锷在各负责部门换上同盟会员或同情革命的人，在财政、交通、教育等方面进行若干整顿，使云南面貌为之一变。
蔡锷本人为官尤其清廉，他主动提出把自己月薪降到六十元，仅相当于营长铁薪金，这在各省都督中是最低的。
由于受中央集权思想影响较深，蔡锷此时对革命派和袁世凯均无深刻认识，因此，曾支持袁出任总统。
在1913年的“二次革命”中，也倾向于袁，并尊袁令入川围剿熊克武，虽未交锋，但此时他的态度还没有倾向革命派。
1913年10月，蔡锷辞掉云南都督职务，来到北京。
他有才干，也很有声望，是北洋系以外颇有影响的人物。
到京后，袁世凯先后任命他为陆军部编译总裁，全国经界局督办，统率办事处办事员、政治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等职，并加昭威将军称号。
如此众多的头衔都是只赏高官，不给实权。
这反映出袁世凯对他既怀疑又惧怕而又不得不装出重用的态度。
蔡锷本人，曾对袁世凯存有一些幻想，到京后，发觉了袁氏父子的阴谋与野心，目睹袁氏小朝廷的倒行逆施，逐渐对袁不满。
1915年5月，袁氏政府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
8月，杨度为首的筹安会成立，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暴露于天下。
第二天，蔡锷即到天津梁启超家中秘商对策。
不久，梁启超的著名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发表，这使袁世凯增加了对蔡锷的注意，并于10月暗中派人搜查了他的住宅。
在这种情况下，蔡锷假装意志消沉，经常出入于京城八大胡同妓馆，甚至装作赞成帝制，暗中却把家眷遣送回籍，以防不测。
11月11日，已染喉疾的蔡锷假装治病，到天津与梁启超再商反袁计划，并与云南故旧联系。
11月19日更名易装取道日本经香港，于12月21日抵昆明。
当时，云南军界早已开过秘会，并有少量部队北上入川，李烈钧、方声涛等人也先后到达。
但云南都督唐继荛态度暧昧，因而云南迟迟未动。
蔡锷抵滇后，先后与唐继荛商讨九次，并做了下属人员的大量思想工作，最后决定起义。
1915年12月25日，由蔡锷、唐继荛、任可澄、刘显世、戴戡联名通电，声讨袁世凯，宣告云南独立。
26日，云南正式成立护国军，蔡锷任第一军总司令，北上入川;李烈钧为第二军总司令，出兵湘粤;唐继荛以云南都督兼任第三军司令，坐镇大本营。
其中，蔡锷所率的第一军是主力，其处境也是最困难的。
他们以几千人抵挡万余装备精良的北洋军，力量对比悬殊。
但他们依靠地形气候等有利条件，又深得当地百姓的拥护和支援，因此能不断取胜。
这时，蔡锷已喉疾严重，声音嘶哑，面容憔悴，但他身先士卒，英勇奋战。
在他统率下，经过两个月的艰苦奋战，终于摧垮了四川的北洋军队。
这样，袁世凯迫于全国的压力，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但仍想保住总统的地位。
蔡锷等人坚决要求袁世凯下台，1916年5月8日，滇、黔、桂、粤、浙五省在广东肇庆成立军务院，蔡锷等十五人被推为抚军。
6月6日，袁世凯在举国声讨声中死去。
6月7日，黎元洪依法继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署省长。
蔡锷此时病情已十分严重，他保荐罗佩金、戴戡代理职务，向北京政府辞职出外就医，8月9日离成都，22日到上海，为梁启超《盾鼻集》写序。
9月20日，蔡锷抵达东京，入福冈大学医院治疗，终因病情过重医治无效，于1916年11月8日逝世，终年才三十四岁。
北京政府迫于舆论压力，拨款二万元，举行国葬，追赠他为上将军，定12月25日为云南起义纪念日。
其遗体，安葬在长沙岳麓山上。
蔡锷遗著有《蔡松坡先生遗集》、《松坡军中遗墨》以及《蔡锷集》。
匡互生 匡互生(1891～1933)，名济，字人杰，别名日休、务逊。
清光绪十七年(1891)九月三十日，出生于邵阳东乡天台山(今邵东县廉桥镇丰足村)。
7岁启蒙，勤奋好学，学业优异。
16岁开始，读书之余，习学武艺，对社会邪恶势力，好打不平。
宣统二年(1910)入邵阳中学读书。
民国元年(1912)，武昌革命爆发，湖南首先响应，匡随石基攻打巡抚衙门，破后，承担小西门防卫。
民国2年，湖南都督汤芗铭，任意戮杀无辜，匡在《时事感言》中，用大量事实揭露汤芗铭在宝庆的种种罪行，汤下令缉捕。
国文教师李洞天尽力掩护，幸免遇难。
在邵阳中学读书期间，常和好友谈论国事，对封建制度痛恨入怀。
民国4年，匡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范大学)预科，次年入数理部本科。
时逢袁世凯窃国称帝，辱国丧权;张勋复辟，战祸连年，时局动荡，外侮日亟之际，匡一面努力攻学专业，一面寻求革命真理，与同学周予同、刘薰宇、周为群等组织“同言社”，后改名“工学会”，组织学生秘密学习进步书刊。
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匡读后连说是“惊醒青年睡梦的晨钟”。
民国8年4月，巴黎和会在英法美日等国的操纵下，拒绝中国政府收回山东半岛权益的要求。
参加会议的中国军阀政府的代表，准备屈辱地在和约上签字。
消息传来，举国愤怒。
北京学生决定于5月7日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巴黎和约，以振国威。
匡互生与挚友密定，在游行中准备为国捐躯，并写好遗书，将后事托付友人，同学深为感动。
5月3日晚，工学会召开秘密会议，匡互生主张以暴抗暴，得到不少同学赞同。
会议决定派出代表，连夜与各校联络，提前于次日举行示威游行，并在各卖国贼住处组织监视。
5月4日下午，北京各校学生3000多人在天安门集会，提出“外御强权，内惩国贼”的爱国口号，整队前进，匡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
队伍行至卖国贼曹汝霖住宅处，匡见曹家朱门紧闭，警卫守门，便攀上大门旁的小窗，击碎玻璃，掰开铁栏，挤进院内。
接着，陈荩民，杨晦等数人相继入内。
匡号召守卫警察“争国权、惩治卖国贼，以振国威”，匡的言词慷慨激昂，使警察受到感动，自动取下枪上的刺刀，退出上膛的子弹，让匡等打开大门，游行者昂扬而入。
匡在曹院内寻找曹汝霖，未见人影，即从卧室取出被褥等物，举火焚烧，火焰冲天而起。
半小时后，段祺瑞派军警赶到，有23名学生遭逮捕。
对此，北京学生举行总罢课，并通电全国，以示抗议，随后，天津、上海、长沙、卢州等地学生纷纷举行游行示威，声援北京学生的斗争。
段祺瑞军阀政府迫于压力，释放了被拘捕的学生，罢免了曹汝霖、章宗祥等卖国贼的一切职务，并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同年夏，匡从北京高师毕业回长沙，任教于楚怡小学，时逢北洋军阀张敬尧统治湖南，烧杀掠抢，民情激愤，匡与毛泽东、何叔衡一道起草驱张宣言。
次年，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教务主任。
在教学上，废灌输式，兴启发式，提倡自由讨论，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首倡男女同校。
并与毛泽东等组织湖南学生联合会、职工会，开展革命活动。
民国13年，匡任教于浙江上虞春晖中学，提倡改革教育，遭校长拒绝，毅然辞职。
民国14年春，匡在上海虹口老靶子路租民房办学。
夏，在江湾镇筹建校舍，主张以“修养健全人格，实行互助生活，改造社会，促进文化”为宗旨，以孔子“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之义，取校名为“立达”。
匡认为：教育者的责任，是使受教育者在自由发展的环境中，去害虫，灌肥料，滋雨露，自然发育，将学校改名学园。
民国18年，学校增设农村教育科，设养蜂、养鸡和园艺3个专业。
学生通过学园艺，种蔬菜和培植果树等实践，领悟到培育农作物，是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结果，从而增强重农感情。
文化课循教育部的规定外，还增设了世界语、法语、意大利语、社会学、逻辑学、实践道德等课程。
民国21年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立达学园毁于日军战火。
匡与同仁赶紧在废墟上重建校舍，秋季复课。
因积劳成疾，民国1933年4月22日逝世。
刘长佑 刘长佑，字子默，号荫渠，金石镇人。
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生，其父时华，经商发家。
刘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考取拔贡。
同年十月十六日，李沅发攻陷县城，代理知县万鼎恩被戮，长佑与廪生刘坤一即募乡勇万余人，会同清军镇压起义军。
咸丰二年（1852），刘随江忠源率乡勇至广西参与围剿太平军，次年，又随江忠源镇压浏阳夭地会征义堂周国虞等会众起义．此后，江忠源领军出境，在湖北、江西、安徽等省与太平平作战，刘多次赴援。
六年，刘奉巡抚骆秉章命，率肖启江等部5000人入江西，攻克袁州。
七年进屯太平墟，遭太平军沉重打击，全军溃败，江忠义率乡勇救援，才挽回颓势。
咸丰九年(1859)，石达开率部从江西南安进入湖南，攻克郴、桂，直迫永州．刘长佑、江忠义率军赴援，解永州围。
石达开军围攻宝庆，刘与李续宜分扼东西两路堵击。
石军久攻不下、于8月撤围南走东安，转战广西。
刘领兵追逐，攻占郴州，次年任广西巡抚，在广西扑灭了两广天地会建立的“大成国”政权。
同治元年(1862)，刘长佑升任两广总督，将所部楚军交刘坤一统领，留防广西。
不久，刘长佑调任直隶总督，与鲁西北农民起义军张锡珠、宋景诗部作战。
同治六年，沧州盐民张六起义，数干人攻袭固安、霸州，危及京城，刘长佑因疏于防范而被降级留任。
同治十年再度翻用，厉任广东、广西巡抚、云贵总督。
光绪十三年（1887）病卒原籍，谥武慎，有《刘武慎公遗书》。
严怪愚 严怪愚，(1911—1984)，原名正，九龙岭严家桥人。
民国15年：(1926)投身农民运动，“马日事变”后参加中国共产党;后因组织被破坏，失去联系。
民国19年在湖南农校毕业后，考入湖南大学经济系。
严才思敏捷，眼光敏锐，课余从事写作，在校期间出版《百感交集》一书，在湖南新闻界崭露头角。
民国24年毕业后，投身新闻工作。
民国25年9月，严与康德、袁邵华、陈楚等创办长沙《力报》，任副刊主编，兼采访部主任。
经常撰文，揭露社会黑暗，抨击时政。
鲁迅逝世，严于10月22日，在《力报》上撰文，悼念鲁迅。
称“高尔基逝世，是西方落了一个太阳，鲁迅去世，东方殒伤了一个月亮”。
当时省政府机关报《国民日报》主编壶公(罗尔瞻)，攻击鲁迅及其著文纪念鲁迅的人。
严连续组织特刊予以抨击。
抗日战争爆发后，严到徐州前线采访，连夜撰写战地通讯，讴歌中华儿女英勇抗战事迹。
民国28年，与康德等主办邵阳《力报》，聘请中共邵阳中心县委书记唐旭之任主笔，严自任采访部主任。
严从重庆国际新闻社负责人范长江处获悉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准备在南京成立汉奸政权，首先在《力报》发表《汪精卫叛国投敌前后》一文，在国内外产生极大影响。
随后，严任《力报》总编辑。
民国29年5月，《力报》被薛岳封闭，严被逮捕，经多方营救，方获出狱。
又相继在衡阳主办《正中日报》，在沅陵创办《力报》，在晃县、辰溪创办《中国晨报》，坚持人民立场，揭露时弊。
抗战胜利后，严任青岛《东南日报》驻沪记者。
民国35年秋，在南京梅园新村受到周恩来嘉勉。
是年冬，中共代表团离开南京时，严孤身冒险在风雪中送行。
民国37年7月，严在长沙创办《实践晚报》，任主编，宣传时事，抨击时政。
7月31日开始，在第三版辟《大家诉》专栏，以社会各界底层人士的名义，写出专文，连续刊载17期。
主要有《看农村百姓的痛苦》，《要求砸烂雇佣制》、《要履历、要登记，却不给工作》、《奴化教育毒害了我》、《物价暴涨风袭击邵阳》、《耒阳粮政漆黑一团》、《退役回乡生活无着》等。
读者阅后，称《大家诉》专栏代表社会底层人士在说话。
民国38年春，严加入中国民主同盟长沙地下组织。
5月，严受中共地下党湖南省工委之托回邵阳，担任魏镇、宋涛起义前的联络工作。
10月9日下午，陪同人民解放军前导车进入邵阳城。
新中国成立初期，严先后担任邵阳《工商晚报》、《大众报》、湖南通俗读物出版社副社长。
1955年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中受到审查，离开新闻界，先后在长沙一中、长沙师专任教。
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
1962年调湖南师范学院任图书资料员。
1979年改正后，当选为第五届省政协委员。
1984年3月病逝。
魏源 魏源，名远达，字默深，号良图，晚年法名承贯，清邵阳县金潭（今隆回县金潭乡人）。
清乾隆五十九年农历三月二十四日（1794年4月23日）出生。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携母亲、妻子迁居江苏宝山父亲魏邦鲁任所。
道光十五年（1835年）在扬州新城抄关门内仓巷购宅基营建家园定居。
道光二年（1822），中顺天乡试举人第二名。
五年，受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之聘，辑《皇朝经世文编》120卷;撰《筹漕篇》、《筹鹾篇》、和《湖广水利论》等，后又助江苏巡抚陶澍办漕运、水利诸事。
道光六年（1826），入京会试，刘逢禄分阅试卷，力荐龚自珍、魏源二卷不售，作《两生行》哀之。
其中称魏源为“无双国士长沙子，孕育汉魏真经神，尤选理砾鲍谢，暗中剑气腾龙鳞”。
对魏源才学非常赏识，预言“且看明日走马填城 ”九年，再次会试，又不中，捐内阁中书舍人 道光二十一年（1841），投入两江总督裕谦幕府，参与浙东抗英战役，并在前线亲审俘虏。
后见清廷和战不定，投降派昏庸误国，愤而辞归，潜心著述。
二十崐年《南京条约》签订时，他完成《圣武记》一书。
后又将林则徐主持翻译的西方史地资料《四洲志》和历代史志等编成《海国图志》50卷，后几经修订、增补，到咸丰二年（1852）成书100卷。
该书对强国御侮、匡正时弊、振兴国脉等经国大事，有深入探索。
他提出：“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和“师夷长技以制夷”等论点，主张学习西方技术，制造战舰、火器，以及选兵、练兵、养兵的方法，改革中同军队，还提出“以甲兵止甲兵”的主张;他告诫人们在“英吉利蚕食东南之时, 忘鄂（俄）罗斯并吞西北“之野心;提倡创办民工业，允许私人设立厂局，自行创造与销售轮船、器械等，使国家富强;主张革新，要求“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痈、去营窟”,并在《默觚》中抒发“变古愈尽，便民愈甚”和“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的思想。
对清王朝长期固步自封的闭关政策和媚外求和的投降路线予以犀利的批判。
咸丰四年（1854），魏源与全家避兵侨居兴化（因旧居 园先年二月毁于炮火）。
自归不与人事，惟手订生平著述。
七年农历三月初一（1857年3月26日），卒于杭州东园僧舍，享年63岁，葬于杭州南屏方家峪。
去逝后，兴化人民将他与北宋名官范仲淹同祀，香火不绝。
魏源著述甚丰，除《圣武记》、《海国图志》、《默觚》、《元史新编》外、还有《净四土经》、《古微堂诗文集》、《书古微》、《诗古微》、《公羊古微》、《曾子发微》、《子思子发微》、《高子学谱》、《孝经集传》、《孔子年表》、《孟子年表》、《小学古经》、《大学发微》、《两汉古文家法考》《论学文选》、《明代兵食二政录》、《春秋繁露注》、《老子》、《默子》、《孙子》、《吴子》等若干卷，并协助贺长龄编辑《皇朝经世文编》。
湘行散记读后感
读《湘行散记》感受到对历史的感悟静静流淌而过。
文字虽如水，无痕，却沉淀下了，太多。
书中描写的背景是湘西。
在这里有流淌着的清澈的河水，有听过之后一生也忘不了的橹歌，有爱说野话却勇敢有力的水手；有可爱纯朴却沦为妓女的妇女；在这里你还能见到古老的西兰卡普织锦；品尝到地地道道的苞谷烧酒和糯米粑；听到粗犷纯朴的情歌和号子声；能赶上哭嫁的媳妇背亲的队伍；见到热闹非凡的赛龙船到底是古镇，一些古老的土家族习俗还没有被现代文明迅速地淹没到无处寻觅踪迹的地步。
镇上人家有在沿河居住的，也有像星星一样散居在沿河山上的，河岸两边的吊脚楼高高低低,错落有致。
沈老先生真是擅长用极为精简的笔墨勾勒出湘西的山水人物。
在他的笔下，人是鲜活的，景是生动的，物是立体的。
字里行间，我能够感觉到沈老先生那份热爱生活的情感。
沈先生年少即投身行伍，随军队辗转川黔湘边境，吃过苦，也阅尽了社会的黑暗。
然而他对生活还是如此热爱。
而我们呢，天天在工作学习中忙忙碌碌，只知道叫苦叫累，我们或许忘记了去发现身边一切美好的东西，所以，我们失去了太多。
因此我们得端正生活态度，用心去感受这个世界。
敞开自己的心灵，虽然我们对于漫长的历史只是毫不起眼的一部分，但我们却是自己生活的的主人。
我们可以选择热爱生活，在自己习惯的生活里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去追逐理想。
观湘江战争有感
湘江战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底，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央红军）在长征途中，为突破国民四道封锁线，在湘桂边境的湘江两岸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的一场空前激烈而又残酷的战斗。
战斗结果，国民党的第四道封锁线未能阻挡住红军铁的步伐，但红军也遭到了惨重的损失。
今天，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五十周年，缅怀长征英烈，本文特试就湘江战役及其意义与教训作一简单探讨，以求教于党史学界诸同志及熟悉情况的老同志，如有错误之处，望大家批评指正。
一、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一九三三年十月，蒋介石集中一百多万大军，二百多架飞机，向各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反革命“围剿”，其中，用五十万大军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军民经过一年左右的浴血奋战，仍未能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根据地反而越打越小，红军越打越少，最后，被迫实行战略转移。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旬，中央红军主力一、三、五、八、九共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两个纵队共八万六千余人，由江西瑞金、于都地区出发，开始战略转移。
红军转移的路线是经中央苏区南线，沿赣、粤、湘、桂四省边界，前往湘中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或去湘西与任弼时、贺龙的红二、六军团会师。
突围部队以红一、九军团为左翼，红三、八军团为右翼，中央军委纵队居中，红五军团担任后卫，形成甬道式队列，掩护中央军委纵队转移。
这次战略转移，事前准备不足，行动仓促，仅极少数高级领导人知道行动方向，广大干部战士都不清楚，还以为不过是一般的外线战略转移，不久还会打回来。
可谁知道，这就是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开始。
十月二十五日，红军在江西与广东之间的王姆渡、新田一线突破了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
十一月八日，又在湖南桂东、汝城至广东城口一线突破了敌人的第二道封锁线。
十一月十五日，在广东良田到湖南宜章一线突破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进至湘南的临武、兰山、嘉禾等地，大军西行，直指湘江。
此时，蒋介石已发现了红军的战略意图，为不让红军渡过湘江，前往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调集了二十个师近四十万大军，在湘桂边境的湘江一线设置了第四道封锁线。
并任命国民党湖南省主席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
统一指挥西路军（湘军）四个师，蒋介石之嫡系中央军薛岳部四个师，周浑充部四个师，李云杰部两个师，李韫珩部一个师共十五个师负责“追剿”，广东陈济棠部在湘、粤、桂边境堵截，广西白崇禧部五个师在湘桂边堵截，妄图将红军围歼于湘江以东地区。
为粉碎蒋介石歼灭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的罪恶阴谋，十一月二十五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兵分两路强渡湘江，以红一、九军团为右翼，红三、八军团为左翼，从凤凰山、界首之间渡江，占领要点，掩护中央和军委纵队渡江。
于是，一场长征史上，也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史上规模最大、最激烈、最悲壮的湘江之战开始了。
二、激烈的战斗，悲壮的史诗。
湘江，发源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州县东海洋山西麓，秦时曾凿有灵渠与桂江相通，史称湘桂运河。
湘江自广西流入湖南西南部后，再自西向东流经衡阳附近，然后由南向北纵贯湖南省东部到湘阴县芦林潭注入洞庭湖，全长八百一十七公里，为湖南省第一大河流，其上游多属石灰岸地层，峰峦起伏，滩多流急，并有潇水、春陵水、耒水等众多支流，素有潇湘之称。
十一月十四日，何健在衡阳就任追剿军总司令，下令分五路追击和堵击中央红军。
第一跻湘敌刘建绪二十六、十九、六十二、六十三等四个师由郴县直插黄沙河、全州。
第二路薛岳率五十九、九十二、九十三师及第一支队由茶陵、衡阳插零陵，堵击红军。
第三路周浑元率五、十三、九十六，九十九师进入道县，防止红军南下入桂。
第四路李云杰率十五、二十三师由桂阳、宁远等地追击。
第五路李韫珩率五十三师由临武、兰山追击。
并指定粤军陈济棠部三个师入蓝山、江华等地防堵红军入粤。
广西白崇禧之四十三、四十五师集结于恭城、富州一线，四十四、二十四师于灌阳、兴安布防，十九师集结于桂林东北部，形成一个口袋阵，妄图以东面七个师的兵力，将红军赶进口袋，消灭红军于湘江以东。
此时，红军离湘江还有几百里路程，而且前面还有一条潇水阻隔，蒋介石第一步计划是想将红军消灭于道县附近的潇水之滨。
十一月二十日，红军兵分两路，一军团二师奔袭道县，三军团出江华。
二十二日拂晓，二师四、五两团经二百多里强行军，袭占道县。
二十五日，红军主力全问在道县江华之间渡过潇水，粉碎了敌人消灭红军于潇水之滨的企图。
①蒋介石见第一步计划落空，即开始实施其第二步计划，消灭红军于湘江之滨。
为此，敌二十个师，四十万大军，从四面八方向红军包围过来。
敌第一路总指挥刘建绪判断红军要在全州附近渡江，便指挥其四个师先于红军占领全州，切断红军西进之路。
第二路薛岳部四个师进驻黄山河。
桂系白崇禧赶到桂林，将其五个师配置于全州、界首、灌阳等地。
周浑元、李云杰等部七个师在广西猛追。
然而，敌人内部矛盾重重，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眼见红军直奔湘北，为防止红军入桂，又防蒋介石以追堵红军为名派兵入桂，便将其五个师撤至灌阳和兴安一线，避免与红军决战，给红军西进让开了一条道路。
二十五日，中央军委命令全军分两路从界首与凤凰咀之间抢渡湘江。
一军团二师由道县出发，前卫红四团急行军抢占界首渡口。
将渡口交给随后赶来的三军团后归建。
二师另两个团在大坪附近渡过湘江，相机攻占全州未果，随即在湘江西岸距全州十六公里之鲁板桥、党山铺一线布置阻击阵地。
三军团在湘江以东的石塘街，新街一线阻击桂军。
五军团在东岸文市一带阻击追敌周浑元等部，这样，红军在湘江两岸控制了界首至屏山渡之间六十多里的范围。
二十七日，三军团五师两个团在新塘与桂军第七军之二十四、四十四师打响，激烈的战斗一直持续了三天三夜，英勇的五师部队挡住了敌人的无数次进攻，保证了左翼的安全。
三天战斗，五师政委钟赤兵负重伤，参谋长胡震牺牲；十四团团长黄冕昌牺牲，继任团长文年生负重伤，团政委未负伤；十五团团长白志文政委罗元发负伤。
两个团三千多人仅剩下一千余人。
②三军团四师在石塘村阻击中，师长张宗逊负伤，十团团长沈述清第一天牺牲，继任团长杜中美第二天又牺牲。
③六师十六团团长李寿轩负伤。
二十九日，敌刘建绪四个师由全州倾巢出动。
三十日，敌先用两个师采用人海战术向一军团阵地猛攻，上有飞机支援，下有大炮轰击，然而，遭到了红一军团的顽强抗击。
激战一天，红军第一道防线失守，退守第二道防线。
十二月一日凌晨，敌四个师十六个团倾全力向一军团第二道防线猛攻。
一军团防守的二十里长的阵地上，炮声隆隆，硝烟弥漫，杀声震天，形势空前危急。
凌晨三时三十分，中央、军委、总政联名给一、三军团下达指令：“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
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迟则我野战军将被层层切断。
我一、三军团首长及其政治部，应连夜派遣政工人员，分入到各连队进行战斗鼓动，要动员全体指战员认识今日作战的意义，我们不为胜者，即为战败者。
胜负关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克服疲惫现象，以坚决的突击，执行进攻与消灭敌人的任务，保证军委一号一时作作战命令全部实现。
打退敌人占领的地方，消灭敌人进攻部队，开辟西进的道路，保证我野战军全部突过封锁线应是今日作战的基本口号。
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
”④为保卫中央纵队与总部安全渡江，英雄的红色健儿们在“一切为了苏维埃中国”的口号下，英勇顽强，前仆后继，同江上阵地的敌军进行了殊死的拼杀。
由于寡不敌众，太部分阵地失守。
正午，在得知中央军委纵队安全过江后，一军团部队互相掩护，脱离了险境。
战况空间之激烈，实为历次战役中所罕见。
第一天，二师五团政委易荡平牺牲，四团政委杨成武负重伤。
仅以一军团一师三团为例，该团长征出发时有二千七百多人，经历次战斗与此次湘江战役后，仅剩下八九百多人，伤亡成员过半。
⑤此外，留在湘江东岸殿后阻击追敌的五军团之三十四师、三军团六师十八团未能过江，全部壮烈牺牲。
红八军团大部被打散，七千多人，仅有一千多人突过湘江。
⑥其它各部都有不同程度的伤亡。
八万六千余红军，损折过半，只剩三万多人。
红军虽然损失惨重，但终于突破了蒋介石的第四道封锁线——湘江天险，蒋介石歼灭红军于湘江之滨的计划再次破产，悲壮激烈的湘江战役遂告结束。
三、湘江战役的意义与教训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上一次重大的战役，也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双方投入的兵力达五十多万人，战况之激烈空前罕见，也是关系到红军生死存亡的一次大搏斗，因此，意义重大。
（一）湘江之战，尽管红军损折过半，由八万六千余人减少到三万多人（其中包括自苏区突围后历次战斗中伤亡、减员、逃亡的数字在内），但它却以雄辩的事实证明，红军是一支具有非常战斗力的革命军队，他不管在什么艰难复杂的情况下，无坚不摧，无敌不克，战无不胜，是一支打不烂，拖不垮的英雄军队。
蒋介石的四十万大军在湘江天险也阻拦不了红军的英勇步伐，红军是真正的英雄好汉。
（二）湘江战役虽然使红军遭到惨重的损失，是坏事也是好事，它用血的事实，惨痛的教训，证明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给革命带来的严重危害，进一步加深了广大红军指战员对毛泽东同志正确领导的怀念与向往，对革命前途的担忧。
群心向北斗，希望毛泽东同志重新出来指挥红军的思想在广大指战员身上反映得越来越强烈。
十二月十一日，红军攻占湖南通道。
十二日，中央军委左通道召开扩大的军委会议，会议开了一天。
会上，毛泽东同志正确地分析了湘江之战后的险恶形势，指出了蒋介石在红军去湘西的路上又布置了一个十几万兵力的口袋阵，如中央红军仍坚持原定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
正好钻进了敌人的口袋，三万多疲惫之师的红军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因此，部队应继续向西进军，进入贵州境内，到敌人战斗力薄弱的地方进行休整。
毛泽东同志这一建议得到了周恩来、张闻天、朱德、王稼祥等大多数同志的支持，正如后来张闻天同志在遵义会议上所强调的：“在目前这险恶的情况下，只有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红军，才可能打破敌人的围追堵截。
”⑦十三日，红军按毛泽东同志的建议向贵州前进，再一次地脱离了险境，从而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这就是长征史上有名的通道转兵。
在向贵州进军的路上，毛泽东同志又苦口婆心在继续做各级领导的工作，十二月十四日，红军攻占贵州黎平，十八日，党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新根据地的中心。
”⑧一九三五年一月九日，红军攻占贵州遵义。
十五日至十七日，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从而正式结束了左倾错误路线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从此，中国革命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开始了一个新的转折时期。
这一切，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湘江战役引出的结果，没有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没有湘江战役的严重挫折，就不会有通道转兵，不会有黎平会议，更不会有遵义会议，也不会有长征的伟大胜利。
“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
”在一定的条件下，矛盾是可以转化的，当矛盾着的事物量变达到一定程度时，必然会引起质的演变。
湘江战役是变化的条件、原因，是转折的开始。
湘江战役的严重挫折，换来了遵义会议的无比正确，这就是湘江战役的最大意义之所在。
湘江战役，红军遭受惨重的损失，这是一次代价极大的血的教训，首先是王明左倾错误路线领导的结果。
政治上，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者进入中央苏区后，打着贯彻共产国际路线的旗号，自诩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大搞宗派主义，排斥毛泽东同志在红军与苏区的正确领导，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一大批坚持正确路线的党政军干部。
军事上，他们将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奉为“太上皇”，将红军的指挥权完全拱手送于他手中，而李德则自命不凡，坚持其错误的、刻板的教条主义的军事战略战术来指挥红军作战，甚至连一门迫击炮、一挺机枪摆在什么地方都要按他的规定，而他本人则坐阵后方，依靠地图与电报来发号施令，从不上前线阵地根据实际情况来指挥作战，片面强调正规化，致使红军与兵力、火力点绝对优势的敌人进行阵地战、消耗战。
结果，仗越打越被动，以致不得不退出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
其次，左倾错误路线的领导者，在这次“战略转移而实行突围的问题上，同样犯了原则上的错误。
”⑨他们事前不向广大干部讲清情况，“而且甚至在政治局会议上也没有提出讨论。
”⑩行动时，“退出苏区变成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与搬家式行动。
”⑾将所有的坛坛罐罐都带上，来个大搬家。
红军一反能打善变的常态，扬短避长，尽管五个军团形成甬道式阵式，保护军委纵队，但终因辎重太多，每天的行军速度仅四、五十里，而敌军则地上轻装急进，天上飞机轰炸，致使红军始终摆脱不了敌军的围追堵截。
特别是在湘江战役中，十一月二十七日，当一、三军团同时在湘江两岸控制了界首至屏山渡六十多里的要点时，“在此区域，甚至有四处浅滩可以涉渡。
中央军委纵队也已于二十七日到达灌阳以北的文市、桂岩一带。
如果当时仍决心抢渡，由桂岩到最近的湘江渡口，只有一百六十多里地，采取轻装急行军，一天即可到达，仍有可能以损失较小的代价渡过湘江。
但是左倾冒险主义领导却没有利用这一大好时机。
他们仍然让人抬着从中央根据地带来的坛坛罐罐，按常规行军，每天只走四、五十里，足足走了四天，才到达湘江边。
使前线战士为了掩护任务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⑿面对如此严重的挫折，左倾路线的主要领导者博古深感无法向党交代，在往黎平的路上，唉声叹气，甚至拔出手枪准备自杀，只是由于聂荣臻同志的制止与劝说才作罢。
第三天在组织指挥上，左倾错误路线的领导者，他们不懂得红军远离根据地，进行无后方依托作战，只有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这一战略战术原则。
在长征开始后，红军突破敌第二、三道封锁线，进入湘粤边广大无堡垒地区，此时，除追敌外，其它各路敌军尚未赶到，红军本应利用这一大好时机，丢掉坛坛罐罐，采用运动战，主动进攻，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一部或几部，以达到在湘粤边或湘中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之目的，战局或可能改观。
然而，此时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反而变成了右倾逃跑主义，他们畏敌如虎，一直只想夺路西进，再加上“庞大的军委纵队及各军团后勤部队，使红军作战受到极大的困难，所有的战斗部队都成了掩护队，行动迟缓，丧失了到达原定地区的先机。
忘记了红军的战略转变将受到敌人的严重追堵截，忘记了红军在长途运动中，将要同所追堵截击的敌人作许多艰苦的斗争，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所有这些军事上政治上组织上的错误，特别是战略方针不放在争取于必要与有利的时机同敌人决战的原则上，就使得自己差不多经常处于被动地位，经常遭受敌人打击，而不能有力的打击敌人”⒀这也是湘江战役中红军遭受重大损失的最根本原因。
总之，湘江战役的教训是非常沉痛的，它教育了红军，只有毛泽东同志才能指挥红军从胜利走向胜利，才能挽救革命于危难之际，事实也证明，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同志指挥红军四渡赤水河，二打遵义城，抢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机动灵活地甩开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使红军转危为安，写下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得意之笔。
湘江战役，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上最悲壮最激烈的战斗，英雄的红军战士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谱写了中国革命史上光辉的一页，滔滔湘江水可以作证，历史将永远铭记红军英烈们的丰功伟绩。
摘自百度网友,谢谢。
写去贵阳旅游的作文600字初三水平
暑假里，妈妈带我乘坐飞机去贵阳游玩，我的心情是无比的激动和兴奋。
下了飞机在去酒店的路上，映入眼帘的是到处都是连绵不断的大山，这里的山都是绿绿的，看着都非常的舒服。
根据行程，第一天，我们去了黄果树大瀑布。
还没看到黄果树大瀑布时，就听到了哗哗的流水声。
等走进一看，哇，真是太壮观了、太美了，简直是美不胜收
黄果树大瀑布在世界上的排名是亚洲第一，世界第三。
它宽约101米，高77。
8米。
听导游讲，西游记里最后唱主题歌时的那个画面就是在这儿拍摄的，还有黄果树瀑布不管是从上、下、左、右、前、后哪个角度都能看到它的全貌，真是太神奇了。
我和妈妈手拉手走进了水帘洞，水帘洞就是在瀑布的后面，哗哗的水从面前流过，真是太爽了
第二天，我们去了距离贵阳市有三百多公里的西江千户苗寨，我们经过了一座座大山，穿过了无数个隧道，经历了三个多小时的车程终于到达了千户苗寨。
到了苗寨，首先看到的是热情好客的苗族人民排列两队跳着舞在迎接远方的客人，还有苗寨里最有名望的长者给每位客人敬酒，祝福每一位客人平安、吉祥。
在苗寨里，我穿上了苗族服装拍了照片，还吃了苗族的小吃糍粑、木槌酥，非常的香甜。
晚上我们又回到了贵阳，听导游讲，贵州的酸汤鱼还上了中央电视台的“舌尖上的中国”，于是我和妈妈决定去尝一尝。
贵州人爱吃酸，当地人说“三天不吃酸，走路打圈圈”，这下你知道贵州人是多么爱吃酸了吧。
我们去了做酸菜鱼最有名的饭店“亮欢寨”。
鱼锅一上来，光看着色泽，就很有食欲，可是当第一口汤喝下去，我就被酸得打圈圈了，然后我们又点了一个甜的“小米扣”配着吃，否则我真是“享受”不起了。
第三天我们去了天河潭景区、青岩古镇、湿地公园等一些好玩又有好吃的地方。
最美又最好玩的我感觉就是被誉为“黔中一绝”的天河潭景区了，里面有山、水、洞、潭、瀑布、天生桥、峡谷，而且是山中有洞，洞行山空。
在景区，我坐上了游船在溶洞里游览，一束束灯光照着那古老的钟乳石，犹如梦境一般。
几天游很快就结束。
8月28号我们就要返回濮阳了，再见了黄果树大瀑布，再见了千户苗寨，再见也贵阳……
孝敬、感恩父母的作文（100字左右）要多写些感受
孝”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是千百年来中国社会维系家庭关系的道德准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我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精髓。
元代郭居敬辑录古代24个孝子的故事，编成《二十四孝》，成为宣扬孝道的通俗读物。
01 孝感动天舜，传说中的远古帝王，五帝之一，姓姚，名重华，号有虞氏，史称虞舜。
相传他的父亲瞽叟及继母、异母弟象，多次想害死他：让舜修补谷仓仓顶时，从谷仓下纵火，舜手持两个斗笠跳下逃脱；让舜掘井时，瞽叟与象却下土填井，舜掘地道逃脱。
事后舜毫不嫉恨，仍对父亲恭顺，对弟弟慈爱。
他的孝行感动了天帝。
舜在厉山耕种，大象替他耕地，鸟代他锄草。
帝尧听说舜非常孝顺，有处理政事的才干，把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嫁给他；经过多年观察和考验，选定舜做他的继承人。
舜登天子位后，去看望父亲，仍然恭恭敬敬，并封象为诸侯。
02 亲尝汤药汉文帝刘恒，汉高祖第三子，为薄太后所生。
高后八年（前180）即帝位。
他以仁孝之名，闻于天下，侍奉母亲从不懈怠。
母亲卧病三年，他常常目不交睫，衣不解带；母亲所服的汤药，他亲口尝过后才放心让母亲服用。
他在位24年，重德治，兴礼仪，注意发展农业，使西汉社会稳定，人丁兴旺，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他与汉景帝的统治时期被誉为“文景之治”。
03 啮指痛心曾参，字子舆，春秋时期鲁国人，孔子的得意弟子，世称“曾子”，以孝著称。
少年时家贫，常入山打柴。
一天，家里来了客人，母亲不知所措，就用牙咬自己的手指。
曾参忽然觉得心疼，知道母亲在呼唤自己，便背着柴迅速返回家中，跪问缘故。
母亲说：“有客人忽然到来，我咬手指盼你回来。
”曾参于是接见客人，以礼相待。
曾参学识渊博，曾提出“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的修养方法，相传他著述有《大学》、《孝经》等儒家经典，后世儒家尊他为“宗圣”。
04 百里负米仲由，字子路、季路，春秋时期鲁国人，孔子的得意弟子，性格直率勇敢，十分孝顺。
早年家中贫穷，自己常常采野菜做饭食，却从百里之外负米回家侍奉双亲。
父母死后，他做了大官，奉命到楚国去，随从的车马有百乘之众，所积的粮食有万钟之多。
坐在垒叠的锦褥上，吃着丰盛的筵席，他常常怀念双亲，慨叹说：“即使我想吃野菜，为父母亲去负米，哪里能够再得呢
”孔子赞扬说：“你侍奉父母，可以说是生时尽力，死后思念哪
”（《孔子家语·致思》） 05 芦衣顺母闵损，字子骞，春秋时期鲁国人，孔子的弟子，在孔门中以德行与颜渊并称。
孔子曾赞扬他说：“孝哉，闵子骞
”（《论语·先进》）。
他生母早死，父亲娶了后妻，又生了两个儿子。
继母经常虐待他，冬天，两个弟弟穿着用棉花做的冬衣，却给他穿用芦花做的“棉衣”。
一天，父亲出门，闵损牵车时因寒冷打颤，将绳子掉落地上，遭到父亲的斥责和鞭打，芦花随着打破的衣缝飞了出来，父亲方知闵损受到虐待。
父亲返回家，要休逐后妻。
闵损跪求父亲饶恕继母，说：“留下母亲只是我一个人受冷，休了母亲三个孩子都要挨冻。
”父亲十分感动，就依了他。
继母听说，悔恨知错，从此对待他如亲子。
06 鹿乳奉亲郯子，春秋时期人。
父母年老，患眼疾，需饮鹿乳疗治。
他便披鹿皮进入深山，钻进鹿群中，挤取鹿乳，供奉双亲。
一次取乳时，看见猎人正要射杀一只麂鹿，郯子急忙掀起鹿皮现身走出，将挤取鹿乳为双亲医病的实情告知猎人，猎人敬他孝顺，以鹿乳相赠，护送他出山。
07 戏彩娱亲老莱子，春秋时期楚国隐士，为躲避世乱，自耕于蒙山南麓。
他孝顺父母，尽拣美味供奉双亲，70岁尚不言老，常穿着五色彩衣，手持拨浪鼓如小孩子般戏耍，以博父母开怀。
一次为双亲送水，进屋时跌了一跤，他怕父母伤心，索性躺在地上学小孩子哭，二老大笑。
08 卖身葬父董永，相传为东汉时期千乘（今山东高青县北）人，少年丧母，因避兵乱迁居安陆（今属湖北）。
其后父亲亡故，董永卖身至一富家为奴，换取丧葬费用。
上工路上，于槐荫下遇一女子，自言无家可归，二人结为夫妇。
女子以一月时间织成三百匹锦缎，为董永抵债赎身，返家途中，行至槐荫，女子告诉董永：自己是天帝之女，奉命帮助董永还债。
言毕凌空而去。
因此，槐荫改名为孝感。
09 刻木事亲丁兰，相传为东汉时期河内（今河南黄河北）人，幼年父母双亡，他经常思念父母的养育之恩，于是用木头刻成双亲的雕像，事之如生，凡事均和木像商议，每日三餐敬过双亲后自己方才食用，出门前一定禀告，回家后一定面见，从不懈怠。
久之，其妻对木像便不太恭敬了，竟好奇地用针刺木像的手指，而木像的手指居然有血流出。
丁兰回家见木像眼中垂泪，问知实情，遂将妻子休弃。
10 行佣供母江革，东汉时齐国临淄人，少年丧父，侍奉母亲极为孝顺。
战乱中，江革背着母亲逃难，几次遇到匪盗，贼人欲杀死他，江革哭告：老母年迈，无人奉养，贼人见他孝顺，不忍杀他。
后来，他迁居江苏下邳，做雇工供养母亲，自己贫穷赤脚，而母亲所需甚丰。
明帝时被推举为孝廉，章帝时被推举为贤良方正，任五官中郎将。
11 怀橘遗亲陆绩，三国时期吴国吴县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科学家。
六岁时，随父亲陆康到九江谒见袁术，袁术拿出橘子招待，陆绩往怀里藏了两个橘子。
临行时，橘子滚落地上，袁术嘲笑道：“陆郎来我家作客，走的时候还要怀藏主人的橘子吗
”陆绩回答说：“母亲喜欢吃橘子，我想拿回去送给母亲尝尝。
”袁术见他小小年纪就懂得孝顺母亲，十分惊奇。
陆绩成年后，博学多识，通晓天文、历算，曾作《浑天图》，注《易经》，撰写《太玄经注》。
12 埋儿奉母郭巨，晋代隆虑（今河南林县）人，一说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西南）人，原本家道殷实。
父亲死后，他把家产分作两份，给了两个弟弟，自己独取母亲供养，对母极孝。
后家境逐渐贫困，妻子生一男孩，郭巨担心，养这个孩子，必然影响供养母亲，遂和妻子商议：“儿子可以再有，母亲死了不能复活，不如埋掉儿子，节省些粮食供养母亲。
”当他们挖坑时，在地下二尺处忽见一坛黄金，上书“天赐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夺”。
夫妻得到黄金，回家孝敬母亲，并得以兼养孩子。
13 扇枕温衾黄香，东汉江夏安陆人，九岁丧母，事父极孝。
酷夏时为父亲扇凉枕席；寒冬时用身体为父亲温暖被褥。
少年时即博通经典，文采飞扬，京师广泛流传“天下无双，江夏黄童”。
安帝（107-125年）时任魏郡（今属河北）太守，魏郡遭受水灾，黄香尽其所有赈济灾民。
著有《九宫赋》、《天子冠颂》等。
14 拾葚异器蔡顺，汉代汝南（今属河南）人，少年丧父，事母甚孝。
当时正值王莽之乱，又遇饥荒，柴米昂贵，只得拾桑葚母子充饥。
一天，巧遇赤眉军，义军士兵厉声问道：“为什么把红色的桑葚和黑色的桑葚分开装在两个篓子里
”蔡顺回答说：“黑色的桑葚供老母食用，红色的桑葚留给自己吃。
” 赤眉军怜悯他的孝心，送给他三斗白米，一头牛，带回去供奉他的母亲，以示敬意。
15 涌泉跃鲤姜诗，东汉四川广汉人，娶庞氏为妻。
夫妻孝顺，其家距长江六七里之遥，庞氏常到江边取婆婆喜喝的长江水。
婆婆爱吃鱼，夫妻就常做鱼给她吃，婆婆不愿意独自吃，他们又请来邻居老婆婆一起吃。
一次因风大，庞氏取水晚归，姜诗怀疑她怠慢母亲，将她逐出家门。
庞氏寄居在邻居家中，昼夜辛勤纺纱织布，将积蓄所得托邻居送回家中孝敬婆婆。
其后，婆婆知道了庞氏被逐之事，令姜诗将其请回。
庞氏回家这天，院中忽然喷涌出泉水，口味与长江水相同，每天还有两条鲤鱼跃出。
从此，庞氏便用这些供奉婆婆，不必远走江边了。
16 闻雷泣墓王裒，魏晋时期营陵（今山东昌乐东南）人，博学多能。
父亲王仪被司马昭杀害，他隐居以教书为业，终身不面向西坐，表示永不作晋臣。
其母在世时怕雷，死后埋葬在山林中。
每当风雨天气，听到雷声，他就跑到母亲坟前，跪拜安慰母亲说：“裒儿在这里，母亲不要害怕。
”他教书时，每当读到《蓼莪》篇，就常常泪流满面，思念父母。
17 乳姑不怠崔山南，名，唐代博陵（今属河北）人，官至山南西道节度使，人称“山南”。
当年，崔山南的曾祖母长孙夫人，年事已高，牙齿脱落，祖母唐夫人十分孝顺，每天盥洗后，都上堂用自己的乳汁喂养婆婆，如此数年，长孙夫人不再吃其他饭食，身体依然健康。
长孙夫人病重时，将全家大小召集在一起，说：“我无以报答新妇之恩，但愿新妇的子孙媳妇也像她孝敬我一样孝敬她。
”后来崔山南做了高官，果然像长孙夫人所嘱，孝敬祖母唐夫人。
18 卧冰求鲤王祥，琅琊人，生母早丧，继母朱氏多次在他父亲面前说他的坏话，使他失去父爱。
父母患病，他衣不解带侍候，继母想吃活鲤鱼，适值天寒地冻，他解开衣服卧在冰上，冰忽然自行融化，跃出两条鲤鱼。
继母食后，果然病愈。
王祥隐居二十余年，后从温县县令做到大司农、司空、太尉。
19 恣蚊饱血吴猛，晋朝濮阳人，八岁时就懂得孝敬父母。
家里贫穷，没有蚊帐，蚊虫叮咬使父亲不能安睡。
每到夏夜，吴猛总是赤身坐在父亲床前，任蚊虫叮咬而不驱赶，担心蚊虫离开自己去叮咬父亲。
20 扼虎救父杨香，晋朝人。
十四岁时随父亲到田间割稻，忽然跑来一只猛虎，把父亲扑倒叼走，杨香手无寸铁，为救父亲，全然不顾自己的安危，急忙跳上前，用尽全身气力扼住猛虎的咽喉。
猛虎终于放下父亲跑掉了。
21 哭竹生笋孟宗，三国时江夏人，少年时父亡，母亲年老病重，医生嘱用鲜竹笋做汤。
适值严冬，没有鲜笋，孟宗无计可施，独自一人跑到竹林里，扶竹哭泣。
少顷，他忽然听到地裂声，只见地上长出数茎嫩笋。
孟宗大喜，采回做汤，母亲喝了后果然病愈。
后来他官至司空。
22 尝粪忧心庾黔娄，南齐高士，任孱陵县令。
赴任不满十天，忽觉心惊流汗，预感家中有事，当即辞官返乡。
回到家中，知父亲已病重两日。
医生嘱咐说：“要知道病情吉凶，只要尝一尝病人粪便的味道，味苦就好。
” 黔娄于是就去尝父亲的粪便，发现味甜，内心十分忧虑，夜里跪拜北斗星，乞求以身代父去死。
几天后父亲死去，黔娄安葬了父亲，并守制三年。
23 弃官寻母朱寿昌，宋代天长人，七岁时，生母刘氏被嫡母（父亲的正妻）嫉妒，不得不改嫁他人，五十年母子音信不通。
神宗时，朱寿昌在朝做官，曾经刺血书写《金刚经》，行四方寻找生母，得到线索后，决心弃官到陕西寻找生母，发誓不见母亲永不返回。
终于在陕州遇到生母和两个弟弟，母子欢聚，一起返回，这时母亲已经七十多岁了。
24 涤亲溺器黄庭坚，北宋分宁（今江西修水）人，著名诗人、书法家。
虽身居高位，侍奉母亲却竭尽孝诚，每天晚上，都亲自为母亲洗涤溺器（便桶），没有一天忘记儿子应尽的职责。
描写重庆火锅的好段
代表重庆饮食文化特色的以其独特的风味和吃法，正宗川味的辣香味浓、烫菜的鲜香嫩脆、味美可口而闻名遐迩，香飘四方。
来重庆旅游观光的游客，只要走上街头，就可以看到各类铺面、各色招牌的火锅馆遍及大街小巷。
仅方圆不足9公里的渝中区，就有火锅馆近3000家之多，重庆被誉为“火锅之城”，实在是名不虚传。
(一) 的起源 火锅是中国的传统饮食方式，起源于民间，历史悠久。
今日火锅的容器、制法和调味等，虽然已经历了上千年的演变，但一个共同点未变，就是用火烧锅，以水（汤）导热，煮（涮）食物。
这种烹调方法早在商周时期已经出现，可以说它是火锅的雏形。
中记载，古代祭祀或庆典，要“击钟列鼎”而食，即众人围在鼎的周边，将牛羊肉等食物放入鼎中煮熟分食，这就是火锅的萌芽。
历经秦、汉、唐代的演变，直到宋代才真正有了火锅的记载。
宋人林洪在其中提到吃火锅之事，即其所称的“拨霞供”，谈到他游五夷山，访师道，在雪地里得一兔子，无厨师烹制。
“师云，山间只用薄批，酒、酱、椒料沃之。
以风炉安桌上，用水半铫(半吊子)，候汤响一杯后（等汤开后），各分以箸，令自夹入汤摆（涮）熟，啖（吃）之，乃随意各以汁供（各人）随意沾食。
”从吃法上看，它类似现在的“涮兔肉火锅”。
直到明清，火锅才真正兴盛起来。
清乾隆四十八年正月初十，乾隆皇帝办了530桌宫廷火锅，其盛况可谓是当时中国火锅之最。
清登基时，曾摆“千叟宴”，所用火锅达到1550个，其规模堪称登峰造极，令人惊叹。
发源于重庆。
大约是在清道光年间，重庆的筵席上才开始有了毛肚火锅。
毛肚火锅的起源和由来，说法不一，它的由来和渊源，值得探讨。
据老街坊说：毛肚火锅起源于清末民初，重庆码头和街边下力人吃的廉价实惠的街头大众饮食摊上的“水八块”。
水八块全是牛的下杂（毛肚、肝腰和牛血旺），生切成薄片摆在几个菜品不同的碟子里，食摊泥炉上砂锅里煮起麻辣牛油的卤汁，食者自备酒，自选一格，站在摊前，拈起碟里的生片，且烫且吃。
吃后按空碟子计价。
价格低廉，经济实惠，吃得方便热烙，所以受到码头力夫、贩夫走卒和城市贫民的欢迎。
至于纯粹地道的毛肚火锅，据老重庆们回忆，出现于民国十五年前后，发源地不是江北而是下半城南纪门的宰房街（现长江大桥桥坎下）。
当年牛贩子多从川黔大路赶运菜牛来渝，在南岸过夜，翌日早过江，将牛赶到宰房街宰杀。
有马氏兄弟廉价收购不易售出的牛毛肚和血旺，在下宰房街开了一家以毛肚为主要菜品仿市井“水八块”的制作和吃法的红汤毛肚火锅馆。
将毛肚漂白洗净，去梗，外加一碟只是芝麻酱和蒜泥的调和。
据说，这就是的起源和得名。
直到抗战时期，较场口街边仍有一马姓老妪开一家专供应毛肚的正宗毛肚火锅，碟中的牛毛肚按匹论价（每匹二分钱）。
正宗的麻辣毛肚火锅，毛肚的鲜嫩脆香，味道比其他牛猪的下杂远胜一筹，赢得食客赞扬。
(二) 著名作家李劼人的考证 四川著名作家李（吉加力）人1947年在成都出版的上发表文章，对做了可信的考证。
文中说：“吃水牛的毛肚火锅，发源于重庆对岸的江北。
最初一般挑担子零卖贩子将水牛内脏买得，洗净煮一煮，而后将肝子、肚子等切成小块，于担头置泥炉一具，炉上置分格的大洋铁盆一只，盆内翻倒滚着一种又辣又麻又咸的卤汁。
于是河边、桥头的一般劳力朋友，便围着担子受用起来。
各人认定一格，且烫且吃，吃若干块，算若干钱，既经济，又能增加热量……直到民国二十三年重庆城内才有一家小饭店把它高尚化了，从担头移至桌上，泥炉依然，只是将分格铁盆换成了赤铜小锅，卤汁、蘸汁，也改由食客自行配合，以求干净而适合各人的口味。
”由此可见，重庆火锅发源于长江之滨，最初为船工所用，继而发展开来是毫无疑问的了。
(三)重庆火锅的特色
【第1句】：菜品多样 传统的毛肚火锅以牛的毛肚为主。
正宗的毛肚火锅的菜品用的几乎都是牛身上的肝、心、舌、背柳肉片、血旺和莲白、蒜苗、葱节、豌豆尖等素菜。
如今的菜品已扩大到家禽、水产、海鲜、野味、动物内脏、各类蔬菜和干鲜菌果等。
在毛肚火锅的基础上，发展到、、、狗肉火锅、肥牛火锅、辣子鸡火锅等等，品种不下百余种，还有为外国人准备的西洋火锅。
【第2句】：调料独特 在制作配料上，最能代表川味中麻辣烫的典型性格，正宗的毛肚火锅以厚味重油著称，传统汤汁的配制是选用郫县辣豆瓣、永川豆豉、甘孜的牛油、汉源花椒为原料。
先将牛油放入旺火的锅中熬化，在把豆瓣剁碎倒入，待熬成酱红油后，加速炒香花椒，然后掺牛肉原汤，加进舂茸的豆豉和拍碎的冰糖、老姜，加川盐、醪糟和小辣椒熬制。
近年来，又出现了啤酒风味、酸菜风味以及海鲜风味等味型，不同的火锅品种，有不同的火锅汤汁和不同的调味料，数量可达30多种。
此外，附属重庆火锅的味碟也很多，可用麻油、蚝油、熟菜油、汤汁和味精、蒜泥、蛋清等调制而成，将烫好的菜品蘸着吃，既调和滋味，又降火生津。
【第3句】：吃法豪放 重庆火锅在吃法上独树一帜。
昔日的老火锅馆内，特制高大的桌凳，铁铜质的锅下，炭火熊熊，锅里汤汁翻滚，食客居高临下，虎视眈眈盯着锅中的菜品，举杯挥箸。
尤其盛夏临锅，在炉火熏烤中汗流浃背，吃得起劲时脱掉上衣赤膊上阵。
重庆人吃火锅的豪放与气吞山河之势是其他地区无法相比的，这正是巴渝饮食文化的体现，是古老巴民族勇武豪放性格和饮食文化心理的表现。
如今的重庆火锅已现代化了，在火锅的设备和燃料上都有了很大的改进，吃重庆火锅的乐趣和豪放气派，只有身临其境，亲口品尝才能体会。
（四）重庆火锅香飘四方 由于重庆火锅的影响，四川各地的火锅逐渐兴盛起来，使得四川火锅的源流更加丰富，内容更加充实。
四川火锅以重庆火锅为主流，各地火锅为支流一起汇合成一条美食之河。
随着岁月的推移，重庆火锅逐渐风靡全国名扬四方。
在北京，大大小小的火锅店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在上海，重庆火锅猛烈冲击上海滩；在南京，重庆火锅扎根大小饭店、百姓家；在深圳，“山城火锅”随处可见；在天津、昆明、贵阳、拉萨、西安……重庆火锅已流传全国，香飘四方。
远渡重洋 落户海外 山城火锅，不仅香飘国内大中城市、边陲小镇，而且作为川菜烹饪文化远渡重洋，在日本和南洋落户。
在港台，重庆火锅十分走红，在国外，如日本、美国、俄罗斯等，重庆火锅也有一定影响。
我国专门派重庆火锅特级厨师许远明到日本献艺，日本朋友十分推崇，赞不绝口，认为毛肚火锅是“中国美食第一”，并称许远明为“毛肚火锅先生”。
足见重庆火锅的诱人魅力和影响。
目前，在日本东京、美国纽约、俄罗斯莫斯科等地，已有重庆火锅营业，生意兴隆。
